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李萌、教授耿涌在自然•通讯《Nat. Commun.》在线发表题为“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isks associated with occupational heat exposure driven by trade”的研究成果。工作场所的极端高温暴露对劳动者构成了重大威胁，而这种威胁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贸易变得更加显著。该研究结合气候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量化了与贸易相关的职业极端高温暴露风险，发现国际贸易导致的劳动力高温暴露占全球总暴露的近四分之一，发达经济体通过贸易将高温暴露风险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体，导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高温暴露的不平等。在追求公平和安全工作条件的过程中，应通过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保护易受极端高温影响的劳动力。论文第一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李萌，通讯作者为教授耿涌。第一完成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导致更多地区面临极端热浪，暴露在高温条件下的人口大幅增加，对全球劳动力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生活在最贫穷和最炎热地区的劳动者。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因低劳动成本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高温暴露风险。尽管现有研究在量化高温暴露、估算高温相关劳动生产率和死亡率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尚不清楚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全球劳动力的高温暴露分布，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全球产业链中不同位置国家的脆弱性。因此，亟需评估不同国家的劳动者在高温下的脆弱性，厘清其生产活动和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如何塑造了这种脆弱性，而其消费又如何引起了其他国家劳动者的高温暴露。
研究内容
本文整合了高分辨率的全球气候模型、社会经济和人口信息，以及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提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量化1995年至2020年间劳动人口的职业极端高温暴露。通过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及劳动力卫星账户，估算了全球生产网络中所体现的劳动力就业，并使用网格化人口数据将其下推至网格级别。通过高分辨率气候数据识别每个网格单元的年极端高温小时数，结合特定国家的工作时间数据，计算出每年每个网格单元中劳动力暴露于极端高温的平均小时数。将生产环节的劳动力与极端高温暴露相结合，在空间和时间维度量化了全球生产系统中的职业高温暴露。
图1 全球暴露于热应激的劳动力和工作时间趋势
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气候变化、高工作时长的持续以及国际贸易的增加，全球劳动力的高温暴露显著增加（图1）。全球高温暴露总量从1995年的11423亿人·小时增长至2020年的18262亿人·小时，增长了60%。贸易相关的暴露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研究期初的2215亿人·小时增长到4190亿人·小时，增幅高达到89%。暴露的快速增长凸显了过去三十年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并可能在本世纪的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下导致更为严重的职业高温暴露风险。
图2 劳动力、高温暴露、劳动报酬和增加值交换的不平等性
极端高温暴露存在高度不平等，生产端的暴露更多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中隐含了远高于增加值或劳动报酬的高温暴露，在全球成本和收益的重新分配中发挥了不成比例的作用。不同收入组之间高温暴露和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交换存在不平等性（图2）。从生产端来看，2020年，高收入组仅占全球高温暴露的5.9%和全球劳动供给的17.8%，但在全球劳动报酬和增加值中分别占68.5%和61.0%。相反，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分别占全球暴露的53.7%和18.3%、全球劳动供给的32.6%和13.0%，但它们在全球劳动报酬中的份额仅为5.7%和1.0%，在增加值中的份额分别为8.7%和1.3%。国际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不平等交换。
图3 2020年生产端和消费端暴露于高温的劳动时间
极端高温暴露在各国间存在显著的不平等。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活动中面临显著更高的暴露风险，其劳动者极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富裕经济体的人均高温暴露工作小时数显著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暴露率最高。而消费端暴露的分布与生产端暴露相比有所不同。高收入组的消费端人均暴露是其生产端人均暴露的两倍，表明他们应承担更高的相关环境成本。人均净暴露率（即基于消费的暴露足迹与基于生产的暴露之差）在富裕经济体中为正，但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为负，表明发达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将其环境负担外包给了发展中经济体。这种差异与社会经济特征密切相关，例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平均劳动工作时间和贸易模式。
图4 1995年和2020年隐含于贸易的主要暴露流
2000年至2020年间，美国是通过贸易净进口高温暴露最多的国家，其净高温暴露从1995年的292亿人·小时增长到2020年的732亿人·小时。中国的净高温暴露出口显著减少，从1995年作为最大出口国（307亿人·小时）降至2020年的仅3亿人·小时。2020年，印度成为最大的净高温暴露出口国（466亿人·小时），紧随其后的是越南、印尼、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在过去三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温暴露有所增加，这意味着其劳动者需要承受更多气候变化引起的公共健康后果。（图4）
图5 不同经济体和部门隐含于贸易的热暴露
贸易隐含的高温暴露与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图5）。农业部门主要在无防护环境下进行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在全球极端高温脆弱性的分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95年，农业部门在与贸易相关的暴露中占主导地位，其次是零售业和批发业。经过三十年的全球化发展，农业部门的贸易相关暴露占比下降，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零售业和批发业的暴露时间则均有所增加。
气候变化负担的不平等性在不同国家、性别和弱势群体之间尤为明显。热带和贫困地区的劳动者、女性劳动者和童工在其中处于脆弱地位，尤其是在气候治理较为欠缺的国家。为此，应推动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寻找潜在解决方案，例如保证足够的气候变化基金、促进可持续供应链等，以保障劳动力安全及其他权益，为实现体面工作、减少不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作者简介
耿涌，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后评估特优获得者，生态环境部专业技术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学者及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多年来从事循环经济、产业生态、环境管理以及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重点项目、卓越研究群体项目、杰出青年基金及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在Science和Nature等国际期刊上发表发表论文420余篇。
李萌，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碳排放核算、清洁能源转型政策以及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问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围绕以上研究方向，在One Earth，Energy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担任期刊Energy and Climate Management、Carbon Footprints青年编委，WFEO-CEE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