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昆明迤逦东行，翻越过100多华里的红壤质丘陵地带，即进入澄江县域的平坝区，再顺着傍山而建的环湖公路南行，在并不多远的左前方，如同蓝丝绸般纯净澄澈的抚仙湖便跳跃入我的眼底。抚仙湖位于云南省中部的玉溪市，跨澄江、江川、华宁三县，湖泊面积211平方公里，平均水深95.2m，最大水深155m，是我国已知的第二大深水湖泊，宛如一颗明珠点缀于群山环抱的滇中盆地之间。抚仙湖呈狭长型，以北是地势低平的农灌坝区；东西两侧则为海拔1500-2500m的断块侵蚀山地，呈阶梯状南北向延伸。抚仙湖为半封闭的山间盆地型淡水湖，周遭并无大河来水，全赖降雨和山间小溪补给，湖东岸海口河为唯一出口，与南盘江相通，但出水量极小，年平均流量仅为3.59m3/s。抚仙湖的容水量约为206.2亿m3，相当于安徽巢湖的5.7倍，据测算水体置换周期达167年，从环境学的角度来看，巨大的容水量和超长的置换周期意味着抚仙湖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同时一旦它受到严重污染，也将极其难以在短期内恢复旧观。
下车眺望，原来在环湖公路与抚仙湖之间尚且错落着一段宽约200米的湖滨带。从湖泊保护的意义上讲，眼前这片水陆生态过渡区域原本应当生长着各种天然陆生、湿生、水生植物，可惜的是现在已被尽数开发为农田。时值早春，田间密密茬茬栽种着的皆是翠绿色的菜豌豆苗。菜豌豆，也称荷兰豆、食荚豆、甜豆等，属豆科，2年生草本植物，是抚仙湖流域最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据说早在1994年，澄江吉花村几位农户因烤烟受灾转而购进菜豌豆试种，获得成功，从此菜豌豆在抚仙湖流域便迅速推广开去，成为继烤烟之后的又一农业经济支柱产品。菜豌豆受当地农户青睐的原因在于其显著的经济效益，小春时节（9月份）播种，至来年2月即可收获，市场收购价高时亩产值可超过5000元，相对而言，种植水稻、小麦每亩收入仅为数百元，种植烤烟也不过每亩1500元左右，因此种植菜豌豆成为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主要捷径。然而以菜豌豆为主的农业种植结构，对于抚仙湖而言，却如同在背芒刺，成为导致水质趋于恶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种植菜豌豆的平均化肥施用量高达230kg每亩，是水稻、小麦等普通作物的4-5倍，随农田排水大量流失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汇入抚仙湖，加速了湖泊的富营养化进程。
站在堤坝上，微凉的山风和着柔和的阳光自东而西轻轻拂过我的脸颊，铺展在我眼前的是一碧万顷的抚仙湖，身后紧贴着的是连绵无际的菜豌豆丛，令人仿佛置身于一轴极具讽喻意义的后现代画卷之中。再前进一步是人类所向往的纯净圣土，后退一步则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根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生存境遇和支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我们不得不过度消耗资源能源，不断地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权衡博弈，却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茫茫然不知救赎自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抚仙湖日益凸现的水环境问题正是这一两难困境的现实写照。上世纪90年代初，抚仙湖水质达到极优的I类水标准，水体透明度高达7m，此后水质快速下降，至1997年时有总氮超过富营养化限值的现象出现。进入新世纪以后，水质在II类水标准边缘波动，而在局部水域特别是旅游区和度假村，水质甚至下降为不足III类。更有警示意义的是，近年来抚仙湖水域藻类生物量增加迅猛，藻类由清水性种类向喜营养性种类演替，并且已有典型的蓝藻水华种类，铜绿微囊藻检出。虽然从目前的水质状况来看，抚仙湖尚处于生态系统稳定、水质良好的健康状态，但是从总体趋势上分析，其水质已由I类逐渐下降为II类，其营养状态则由贫营养型向中营养化转化，这一恶化趋势如若不再得到遏制，一旦达到积重难返之时，抚仙湖将有可能象滇池一样全面污染，难以挽救。与我国其他湖泊类似，抚仙湖水环境问题主要由人为因素引起，从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抚仙湖流域的人均GDP增长了约2.6倍，与此同时TN、TP排放量则分别增加了6倍和4倍；而在诸多类型的污染源中，农业面源（主要包括农田径流和人畜粪便）对入湖污染的贡献最大，占到50%以上的比例，此外磷矿的开采、生产和磷矿渣的堆置带来持续的磷污染，以及湖边旅游景区、度假村对水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抚仙湖遭遇的困境，究其根本，就是日益加剧的流域开发活动和以农业为主的高污染产业结构的必然结果，然而个中滋味，却只有亲历者才能够深切体会。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曾被派驻到当地开展污染源调查工作，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走遍了抚仙湖流域的每一个村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农民的淳朴善良，以及他们对祖祖辈辈耕种土地的依赖和眷恋。抚仙湖流域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8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在入户调查中我却发现当地人大多不愿外出打工或者经商，甘愿守着自家田地过活，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生存状态，安心于单凭自己的双手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努力耕耘以满足生存需要，他们喜欢谈及的是农事的艰辛与收获时的喜悦，对于那些通过革新或者创业发财致富的经历和故事，除了表现出羡慕的神情之外，丝毫没有效仿和取而代之的奢望。若从宏观角度上理解，在抚仙湖流域，由于社会传统和文化基因使然，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农村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极其紧密的依附关系，试图以相对短缺的土地资源和传统的耕作方式，长期支撑相对过剩的农业人口。这种在环境历史学研究中被定义为的“内卷化”的社会状态，只有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以获得总产量增长才能勉强维持均衡局面，其内发性的必然结果就是选择象菜豌豆这类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农业种植结构，以暂时消弭三农问题给这一“内卷化”地区所带来的内在压力。除了日益加剧的农业污染问题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磷矿开发业对抚仙湖的负面影响，据测算它对入湖TP的贡献率达到20%以上，是导致抚仙湖藻类生物量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稳定充裕的地方财政收入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来源，也是湖泊保护事业得以持续开展的基础保证，然而澄江县的磷矿开发业占到了财政收入的2/3，今后随着抚仙湖治理和保护工作的深入，必然要对磷矿开发业进行限制和改造，这将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当地政府是否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呢？
为了破解抚仙湖的水污染难题，近年来玉溪市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对策措施，主要有：城镇生活点源污染治理方面，建成并完善澄江、江川和禄冲等旅游景区的污水处理厂和管网配套工程，以及相关重点地域的规模化垃圾填埋场；农业面源以及入湖河道污染治理方面，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沼气池，在部分村镇、入湖河道末端建设截污沟、人工湿地和湖滨带；针对污染严重的星云湖来水对抚仙湖的污染问题，投入4.5亿元建成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工程投资额度达到建国以来玉溪市最高；湖泊水体保护方面，前瞻性地成立了抚仙湖流域管理局，颁布了《抚仙湖保护条例》，加强水面管理和污染监管力度，禁止机动船在湖内运营，在沿湖重点区域设立禁止开发控制区，并着手逐步将沿湖农户搬迁出去。可以说，面对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母亲湖，玉溪人的确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几乎是在举全市之力，开展治理和保护工作，而我所接触的当地湖管局、环保局的各级领导及基层干部在工作中体现出的热忱积极的态度、务实求真的精神也让我深受感动。从技术角度来看，当地政府着力推进的这些对策措施，侧重于对入湖污染的控制和治理，不啻是应对抚仙湖湖污染症候的良方，甚至还可以作为今后类似湖泊治理的范本。然而在抚仙湖走访调研期间，我却时常为所见的一些现场细节而深感不安，我所忧虑并不是各项针对污染治理的技术手段的可行性，而是技术手段背后日益凸现的诸多管理难题，这也是目前许多富营养化湖泊治理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瓶颈问题。譬如虽然人工湿地被认为是一种成本低廉且成效显著的污水处理技术，但是它得以长期发挥治理效用的关键却在于建成之后科学合理的管理维护，然而在一些地区由于湿地植物收割不及时，对人工湿地处理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有出现农民自行将排水道阻断，把人工湿地改造回农田耕种的个别现象，让人惋惜痛心；再比如一些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运行经费不足，影响到处理出水水质（较为敏感故删改）；再比如对于一些湖边度假村，虽然建成了小型污水处理设施，然而深入调查时我们却发现个别业主为了节省运行费用而关闭污水处理设施，直接偷排污水入湖；此外，湖泊污染治理中还涉及到湖滨带土地退耕和沿岸农户的搬迁问题，如何对这部分失地农民进行生态补偿和异地安置，也已成为敏感而棘手的难题。
治水先治人。如同射箭练习一般，即便箭头磨得再锋利，射箭的人如若不谙箭术或者力道不足，那也是绝难射中箭靶的，或许在技术之外的这些“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湖泊治理和保护的成败关键。我想不仅仅是抚仙湖，我国二十多年湖泊治理过程中暴露出来技术的局限性尤为值得决策者、研究者和工程师们重新检视和深入反思。污染治理技术是否起到作用，并不仅仅在于技术自身的可行性或者先进性，更重要的在于技术背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技术管理体制是否行之有效。对于像抚仙湖陷入污染困境的湖泊，要想实现自我就赎，必须深思技术之外的问题，其一是以流域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足以支撑受污染湖泊的治理与保护事业；其二是如何在流域社会总成本尽可能小的前提下对具有高污染特征的传统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其三是如何根据流域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选择适合于当地国情的总体污染治理技术方案，并建立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技术管理机制。这些难题，须在湖泊治理和保护事业全面落实之前就反复权衡，统筹规划并率先破解之。
记得在离开抚仙湖的前一天，为了采集污染源水样，我跟随着当地环境监测人员绕行大半个抚仙湖。同行的一位工程师，与我年纪相仿，言谈甚为投契，他自言是土生土长的玉溪人，打小就对抚仙湖有着赤子般的挚爱之情，最喜欢的就是独自一人在抚仙湖边驱车漫游，对湖边每一寸草木、每一处风景都似是老友一般熟谙与亲切。然而这些年来，却亲眼看着这一泓清水逐渐遭受污染而无能为力，令他殊为心痛。途经江川地界，他指着窗外尽数化为农田的湖滨带说，抚仙湖污染的根源在人，环保工作归根到底就是重新调整人与湖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的事业说起来很神圣，但是真正做起来，事关社会基层的方方面面，牵一发则动全身，不免时常掣肘，困难重重。他望着我，眼神中有一丝无奈，同时也有些许期待。我想，整个环保事业何尝不是如此，知易行难，或许需要象我们这样整整一代环保人的不懈努力才能真正见效。
陈雪初
2008.8
笔者白描
陈雪初，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